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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与人的关系离不开一个“缘”字。有道是,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。而今,身居高楼大厦者多的是,然而紧邻互不相识不足为奇。 但是有缘之人,即便迁延时日,总有机会见面,而且一见如故,大叹相见恨晚。我与学长谭定宇君就是这样的情形。 我1952年小学毕业,考入重庆市巴县农业学校,就读五年一贯制的农艺班;这时,谭定宇已经就读该校中专班。直至1954年他毕业离校,我们并不认识。但是近期以来,我们先是通过电邮频频联系,3月27日晚,他特地自永川来访,我们第一次才见面。尽管叙谈未久即依依而别,彼此竟称为“历史性会见”,又岂止相见恨晚! 这是怎么回事呢?通过交谈,和阅读他写的自传《人生六十年》,我得知:原来,定宇兄是重庆铜梁人,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宁县工作。后来考取了西北大学生物系,先后在四川大学、铜梁一中、重庆文理学院任教,直至退休。他一贯爱好写作,能唱川戏,能拉二胡,如今又以吟诗自乐,还在学院担任诗词学会副会长。他与我们重庆市巴农的李任校长长期保持了联系,曾经从李校长那里得到我一些信息,给他留下了印象。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,一直没有机会相遇。 不久前事情发生了突变:重庆市诗词学会在永川考察锦盛中学诗教工作,定宇也参加了。在与凌泽欣会长的交谈中,知道我与凌共事,便托他转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,于是一发不可收拾,我们便有了热线联系的渠道,频频交流。 这还不够,到了必欲相见的程度。3月27日,定宇兄儿子驾车,自永川来渝,造访悠见斋。本欲尽地主之谊,与他共进晚餐,哪知天不作美,堵车误时,天黑之后,才到我家。虽然是初见,却毫无陌生感,仿佛久别重逢。定宇兄是有备而来,不但在网上百度了我的许多资料,对我有了更多了解,而且送上了厚礼:他知道我网名“诗酒自娱”,特地携来习酒二瓶;更让我激动不已的是,他竟把我发给他的《紫贝俯拾集》全稿打印成册,还精心制作了精美的封面。为了这个封面,真是煞费苦心哪:封面上方是他从网上搜得的我朗诵诗的彩照,标题醒目,旁饰花鸟彩图。我们似乎有千言万语需要倾诉,交谈没有停顿的时候。后来我领他参观了书房,在唐元龙、王端诚兄合撰、黄中模兄手写赠我的对联前合影留念(另有短文叙此,不赘)。定宇兄称“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”,很快,次日就发来了这个“历史性场景”。而那个《紫贝俯拾集》的“孤本”,我将珍藏,作为永远的纪念。 本来我还想把与我同级的巴农校友王正平请来相会,惜乎他家住渝北,身体欠安,不能前来。其间我还让他俩通了电话,同忆60多年前巴农旧事,聊补失晤之憾。 惜乎时间太短,话又太长,他要去沙坪坝的女儿家,不得不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见面,依依而别。 好在仍然可以电邮往还,而把手谈诗言欢,也还来日方长。 同窗之缘,诗文之缘啊!怎一个“缘”字了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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