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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四”期间，“文学革命”者受西方学说影响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片面、激烈的抨击，诗词被讥为“贵族文学、庙堂文学、山林文学”，要彻底废除。这种“不破不立”的斗争哲学支配下的偏激行为，容不得学理上的平等磋商，听不得反对者的批评意见，既不“民主”，更不“科学”。新中国成立后接连开展政治运动，对传统文化进行更严酷的批判，到十年“文革”形成高潮，中华民族遭此空前劫难，固然有多种原因，但追源溯始，与“五四”后愈来愈“左”、走向极端的思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联系。数十年来，中国文学研究被割为两段：对古典诗词视之为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，截止于“五四”前的清末；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、诗歌史只谈语体文与新诗，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，成为狭隘单调的新文学史、新诗史。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，不关注现当代诗词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“封建骸骨”，不屑一顾，这就使旧体诗词长期“在野”，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。 拨乱反正后，研究新文学的部分学者仍然沿袭“五四”的思路，明确反对将旧体诗词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持此论者有唐弢、王富仁、王泽龙、吕家乡等。2007年，我撰写两万余字长文《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》，重点反驳王泽龙先生文中的观点①，发表于《学术界》，转载于《诗词界》（河南文艺出版社），并收入与友人合著的《选堂诗词论稿》（黄山书社2009年版）。文中指出“五四”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，论述20世纪诗词的重大成就；认为王先生所说诗歌语言、体式的“现代性”实为“殖民化心理”，此种心理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；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是真善美而非“新旧”、“雅俗”；中国诗歌不能堕落为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商品；并以传统诗词的创作实际纠正王文论诗词格律走向“解放自由”的知识性谬误。文章结论中说：“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诸如黄修己、钱理群、袁进等学者，都曾关注20世纪诗词，都有客观的论述，钱理群甚至与袁本良共同编选出版了《20世纪诗词注评》。从事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诗人、学者，近20年来更是出版了大量的总集、选集、别集乃至论著，各类诗词报刊上不断发表诗人论诗之文，沉沉夥颐。旧体诗词是一片埋藏着瑰宝的莽莽荒原，目前学术界虽然只有少数人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，但将来必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开垦，阐发潜德幽光，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。”“王泽龙先生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论述，思想狭隘、观点片面，学理上谬误殊多。尤其是对20世纪诗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，更谈不上‘通古今之变’，放言高论，对旧体诗词妄加排斥，实已违背了学人应有的治学精神。其实说到底，‘旧体诗词不宜入史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：诗词创作的成果已如山积，有人发现它、欣赏它、研究它，就必然要写出诗词史，补入文学史。合理合法的学术行为，不需经过新文学史家的批准，任何人都无权阻止重写文学史的自由。‘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’诗词历尽劫难，剥极而复，贞下起元，已迎来了全面复兴的大好时期。在思想解放、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，还要坚持话语霸权，一花独放，注定是此路不通的。”② 近20年来，当今思想学术界存在着源自西方学说的左派、右派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国学派（或曰“新儒家学派”、“文化保守主义”）三大思潮，在报刊、互联网上经常展开论战，上述关于现当代诗词能否进入文学史的争辩，只是大潮中一朵微小的浪花而已，作为文学品种的诗歌对国计民生毕竟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但作为经济腾飞、文化复兴中的泱泱大国，诗歌在陶冶情操、铸造国魂的精神层面自有其重要价值。身为中国人，维护并树立文化主体性，创作源于优秀传统的诗词并为之修史，天经地义。在中央政府高度尊重传统文化、国人为之振奋的今天，需要深刻反思“五四”以来“去中国化”实为走向“全盘西化”的历史，澄清观念上的种种误区，统一思想，才能真正认识到现当代诗词的宝贵价值，写出足以传之后世的信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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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12-14 08:00:56
发表于 2014-12-15 15:30:17
楼主
发表于 2014-12-16 12:12:56
发表于 2014-12-16 13:10: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