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术争辩与文化精品

孙逐明

　　学术争辩与文化精品
　　杨建民

　　著名翻译家、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爱争辩的人，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。
　　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。在上中学期间，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学生杂志》和《小说月报》上了；16岁时便博得“南国诗人”称誉。17岁时被郑振铎、茅盾邀请加入“文学研究会”；在游学欧洲期间，以法文在著名的《欧罗巴》、《欧洲评论》等杂志上发表诗作，又将王维、陶渊明等的诗歌译出发表，得到罗曼·罗兰的非常欣赏；他同时与法国现代派大诗人保罗·瓦雷里有密切交往，他译成的法文本《陶潜诗选》还由这位大师亲自序言，并给予高度评价。28岁回国，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以后陆续在南开、复旦、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，教学著译，终生不渝。
　　梁宗岱的好争辩是有了名的。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，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。前不久读到韩石山先生一篇文章，其中谈到三十年代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、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。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、沈从文等人，阵容名气之大，一时轰动文坛；梁宗岱与徐志摩是朋友，1931年，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，信末说：“这种问题（即诗，笔者注）永久是累人累物的。你还记得么？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，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口罗唆了三天三夜，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，否则谁乐意就“诗”的问题讨论几天，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？
　　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，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，但是，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：“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，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。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。去年在北平同寓，吵架的机会更多了：为字句，为文体，为象征主义，为‘直觉即表现’……”
　　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《刚性美与柔性美》后，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，而又要争辩的产物。
　　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：“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，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，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，他把我按在地上，我又翻过来压倒他，终使他动弹不得。”两位大教授，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，场面一定非常有趣，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。
　　然而，正是因为对学术问题如此痴迷，如此投入，如此一定要争辩到打斗的精神，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长久的生命力。三十年代，他出了两本不厚的文艺论著《诗与真》、《诗与真二集》，八十年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合集再版后，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很大反响；此书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，并予以高度评价。他不多的外国诗译，至今仍是各种选本的收录对象；他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，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此译文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，诗人余光中作了长序，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；他翻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由于译稿被“文革”火毁，只余半部面世，便就这半部，便有海外学者比较认为：是目前内地五部《浮士德》译本中最优秀的……
　　好争辩，似乎在近来很难被人接受了。可只要是纯粹学术的，争辩肯定有益于从多方面、多角度来深入理会问题的。它可以使人摆脱片面，从而追索到学术底蕴，使得问题愈来愈清晰，愈来愈接近学理的本真，梁宗岱先生的著译可以为证。当然，这争辩必须是纯粹学术的，可惜眼下为学术这般投入争辩的执著人几乎见不到了。

孙逐明

　　想起了梁宗岱先生
　　甘少苏

　　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
　　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
　　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
　　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
　　梁宗岱译勃莱克：天真的预示

　　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：《宗岱和我》。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。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，她谦逊地自称“半文盲”，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，才开始学文化。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，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，相濡以沫，至情所锺，这位“半文盲”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，写得异常质朴、动人。当然，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、学术思想等等，非她能力所及，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，也非她所长，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。
　　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。还在一九八○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《诗苑译林》丛书时，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、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。其中除冰心先生、罗念生先生、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，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、梁宗岱、徐志摩、朱湘、孙用、戈宝权、施蛰存等先生。讨论选题时，有人问：“梁先生还在世么？”
　　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：“还在。在广外呢！不过，病得不轻。”
　　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，对梁先生近况，则一无所知。结果，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。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《梁宗岱译诗集》，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《浮士德》第一卷外，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，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。书出版后不久，梁先生就辞世了，但他总算亲眼看到了那集子，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《一切的峰顶》的翻版。
　　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《新文学史料》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《诗人梁宗岱》之外，可以这样说，《梁宗岱译诗集》的出版，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“五四”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。而《宗岱和我》的出版，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，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。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，才华横溢，奋发有为，十八岁时，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，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，被邀参加“文学研究会”；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，在法国，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、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·
　　梵乐希〔今译瓦勒里，Paul
　　Valely，一八七一——一九四五，去世后，法国曾为他举行国葬〕和罗曼·罗兰的赏识。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。罗曼·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渊明的诗，在给他的信中称这种翻译是“杰作”，“令人神往”；并在瑞士的寓所，破例接待过他。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这两位大师给予他不可磨灭的影响。一九三一年回国后，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、南开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，抗战时期任复旦大学教授。那时，他生气勃勃，努力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
　　甘少苏女士这些记述，与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《一知半解》一书中，对梁先生的记述，大体吻合。温源宁这样写道：
　　“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，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，他应该看看宗岱，便可有所领会。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，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，来唤醒他对‘五感’世界应有的兴趣；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，那么朝气蓬蓬，生气勃勃，对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。”〔温源宁著《一知半解》，南星译，第56—57页〕
　　温著作于三十年代，那是用英文写的，中译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，其时，梁先生去世已过五年，我估计，甘少苏女士不一定读过，可是他们两人的记述不谋而合。
　　后半生的遭际与前半生就颇不相同。这位虽不服膺共产主义，但却颇想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为中国做些有益事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，却屡遭打击，以至一蹶不振。先是在广西的一个专区，蒙受近三年冤狱，经党中央干预后，才得平反。平反后，为了谋生，也为了济世，潜心研究中草药；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学教书。不久，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抄家，囚禁，挨斗，罚跪，被打，致伤，几乎送命。他性情刚烈，宁折不曲，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当然就也只能选择了一条自我麻醉的道路：皈依了宗教。但也就在被斥为“草包教授”，弃若敝屣的时候，在海外，特别是在法国的知识界，却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他呢。彭燕郊教授为甘少苏女士此书作的序言，颇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从乐观向上到痛苦幻灭的“精神旅程”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，写得悲凉、沉痛，读后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。
　　“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”。我想，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外，对这场看似是个人，其实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，还应该反思些什么呢？
　　从一九二七年开始，到一九四九年引导中国革命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两场国内革命战争，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，但它自身却不能不带着农民革命战争的色彩与封建的局限和烙印。战争的一切轨迹和伤痕，光焰和阴影，喜剧和悲剧，都不能不在这以后的历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。梁宗岱先生个人的遭遇和悲剧，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战争过后的遭遇和悲剧。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狱，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。那时，他生活在广西一个边远的专区，正积极地拥护新政权，为新政权献力献计献策，由于对“左倾幼稚病”提了些直率的意见，得罪了这个专区一个头头，一个“最高权力的代表”。〔其实，代表那个地区的最高权力的，是人民代表大会，那个头头只是一个公仆呢。〕这就种下了构成冤狱的祸根。那正是一个被誉为“和尚打伞”的时期，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其危险程度，不言自明；而这个“权力的代表”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的价值，精神的力量，什么文学研究会，什么罗曼·罗兰，梵乐希。以后，还是梁先生在监狱中偷偷写了一封长信，由好心的看守所长私下递给甘少苏女士，再用双挂号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转呈毛主席，最后，才由党中央，中南局，广西省派了调查组，查清了这是冤案，下令放人，派人到监狱里向梁先生道歉了事。这时，近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读到甘少苏女士的这些记述，我不禁捏了一把汗，假如那封信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？这就不堪设想了。这实在可怕。应该特别说明的是，在制造这场冤狱的过程中，确也有一些爱护知识分子、敢于主持公道的共产党干部，挺身而出，保护这些社会上的宝贵财富。据甘少苏说，梁宗岱还曾得到胡乔木同志的关照。但在某一领导者的意志就能体现法律时，他们提的意见，又能起多大作用呢？这大概就是多少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农民战争中酝造出来的症结所在。
　　梁宗岱先生的遭遇还使我们想起：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这个口号，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口号，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后提的口号。它是总结了多少历史上的痛苦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，但实现这口号又何等不易！许多深刻的见解，往往貌似异端而实是真理。压制一时不同的意见，并不能使不同方面趋于一致，趋于和谐。没有和谐又如何能发展呢？这应该是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的核心所在。
　　可敬的巴金先生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横滨曾写过一篇名为《繁星》的散文，记述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，那时，梁先生也在日本。在横滨，他们一起从木下走到了逗子车站，在满天繁星之下，在宽阔安静的马路上，梁先生一路上起劲地谈贝多芬，谈尼采，谈悲剧与音乐，谈梦与醉。巴金先生写道：“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，见面时也常常抬杠。但是我们依旧是朋友，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。”时过半个多世纪，我们仍然觉得表现我们民族良知的巴金先生，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树立的典范，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。
　　由于梁宗岱先生的遭遇，还使我们想起了如何重视文科知识分子问题。所有的、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都重要。没有各种门类知识分子的努力，社会就不能发展，国家就不能强盛，人们就不能生活富裕，精神充实。记得圣西门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，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，省长，大财主等等，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，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方面的学者，优秀的诗人、作家，优秀的工程师等等，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，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。圣西门说的是知识的价值，说的是社会需要各种门类的知识分子。从实用主义的见地看，需要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，还容易理解。因为他们中间除了从事基础理论等研究的以外，所有科学技术活动的成果，往往容易直接在物质生产领域很快生效。容易增加社会物质财富。〔不过，也不要忽视，即使是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，获得了公认，在落后的体制中也不一定会立即被采用。〕而文科知识分子从事的活动则不是这样，他们活动的潜在的、巨大的影响，在一个短见的社会里，不容易一下子被觉察。应该客观地说，自从改革、开放以来，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不断缩小，现在，当然很少人再相信主要是只办理工科大学〔连医科、农科大学也不要？〕而不要办文科大学的主张了。能够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，缺乏出类拔萃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法学家、教师、文艺理论家、诗人、作家、建筑师、画家、音乐家、书刊编辑、新闻记者、导演和演员……等等、等等么？精神上的无知当然不能建成现代化。从梁宗岱先生后半生的遭遇中，不能不使我们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。
　　据在北碚夏坝和梁先生接触过的朋友说，那时沉樱女士大约与他已经分居。春去夏来，常见梁先生身穿短袖开领汗衫、短裤衩，赤脚着凉鞋，雄纠纠地走进课堂，用咬字清楚的粤调讲授法国文学。也见他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，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：“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……”兴致勃勃，不让青年。调皮的学生看他那股劲儿，戏称之曰“性细胞”，显然是源于弗洛依德的“里比多”，代表一种力量的说法。归真反璞，质朴自然，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。到了晚年，甘少苏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宗岱还是有一股倔强脾气，像年轻气盛时一样，想争强，不服‘输’。”〔第237页〕说到秋末初冬的广州，已微露一丝凉意，他却仍然光膀子，短裤衩，右手摇着大葵扇，和来客谈古论今。这种个性和必须学会撒谎的风气当然是相冲突的了。而他却又总是充满乐观精神，甘少苏说：“宗岱已经七十三岁了。他相信打倒了‘四人帮’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，中国会走上正轨，从此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材，经过长期文化饥荒的中国人民，会像渴望阳光和空气一样渴望书籍。他把制药赠药的事全部交给我，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上。”〔第221页〕然而，历尽各种磨难之后，生命很快达到了尽头。这位在文坛上沉默太久的人，最后得到的是他不能看见的一大堆惨白的花圈。
　　一九九一年元月，我和我的妻子到了广州，特意去了外语学院，有机会瞻仰梁宗岱先生的故居。甘少苏女士亦已于去年谢世。门扉紧闭，人去楼空。我在窗外只见屋里仍到处悬挂和堆满中草药，据说，这是甘少苏女士为继承她丈夫的遗志，生前仍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研究。梁先生制作的叫做“绿素酊”的药物，据说对治癌有效，不知经国家医药部门鉴定了没有？据说，法国方面早些年还给他寄来了关于药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。在法国和日本，在他旅居过的地方，朋友们还在想念着他，罗曼·罗兰的亲属打听过他，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儿子小弗朗索瓦，女作家玛塞尔.奥克莱在怀念他。然而，诗人和学者梁宗岱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，他一生先是轻快后是艰难的步履引起人们的深思。
　　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，长沙